博雅教材│《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现代编》（上、下册）
刘小枫 选编
李小均、赵蓉 等译
上哲历来罕见，唯有进入古典诗文，我们才能与之相遇——“经典者，身之文也；所以陶铸神情，启悟耳目”。西方大学教育的奠基人昆体良早就强调，大学时光务必先读、多读古人作品，后读、少读当世作品，理由是：选择作家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难，作家越古选错的可能越少，我国古代人所谓，“为文之难，知之愈难”——我们的大学如今“不述先哲之诰”，则“无益后生之虑”。
滋养性情者，向来是敦厚的诗文，而非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理性经验。“不学诗，无以言”——用昆体良的话来说，涵咏经典诗文，观于嘉言懿行，方能培育优良的政治观念和辨美恶目光如炬的审断能力。
《古典诗文绎读》打破现代化的学科分割，以可读性强的原典绎读开学养正，不仅为人文科学的本科生也为社会科学各专业本科生提供通识教育基础读本，亦可供理工农医科学生休闲。
我国文教年逾千祀不绝若线，“古典诗文”家珍可从先秦一直数到清末民初；西方文明几经断裂，所谓“古典”之义因此有所不同：狭义的“古典诗文”指从荷马至文艺复兴前的历代经典诗文，广义的“古典诗文”家珍则要数到十九世纪末。文艺复兴以降，固然已是西方现代文明发轫期，但十九世纪末，反“现代”的端倪已然可见，所谓“现代”亦成新的“古典”——如今所谓“后现代”，尽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走红，实际兴于十九世纪末；由此观之，我国新文化运动起步便一脚踏入后现代，是非纷乱，在所难免。
因此，与“国学卷”有别，《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分古代编和现代编两种——古代编从荷马至但丁止，现代编从马基雅维利至尼采止，以便现代的古典与古代的古典，离合异同一目了然。
“西学卷”并未揽括所有重要的西方古典作品，合适的绎读文章难觅是原因之一，《古典诗文绎读》旨在引发学生阅读原典，凡迄今未有中译本的也未选绎读。
参考文献多引《经典与解释》（CSSCI来源辑刊，刘小枫、陈少明主编，1－2辑[上海三联版]，3－29辑[北京华夏版2003－2008]，引用时仅注明期号），盖因诗文绎读要在“品味”原典，不是“文学批评”，可资参看的中文阅读文献有限。“批评”的含义是“评判”、“挑错”、“商榷”，作为一种学风或观念，源于现代西方的新派考据学，如此学风显然不适用于古典作品，因此这类文献宁可不用。“西学卷”古代编和现代编各含上下两册，用作教辅读本，每一分册可供一学期素质教育课程使用，合则可供两个学年。
[上册]
马基雅维里（公元1469-1527）
1、《曼陀罗》中的隐喻
莫尔（公元1478-1535）
2、《乌托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清谈
3、莫尔的乌托邦与闲暇
拉伯雷（约公元1483-1553）
4、《巨人传》中的畅饮
5、日常饮食：“骇人听闻的神秘之物”
蒙田（公元1533-1592）
6、《随笔》的意图和修辞
塞万提斯（公元1547-1616）
7、《堂吉诃德》中的政治、诗和预言
霍布斯（公元1588-1679）
8、霍布斯的“申辩”
9、《利维坦》中的解读和书写
培根（公元1561-1626）
10、《论古人的智慧》解析
11、《新工具》与征服自然
莎士比亚（公元1564-1616）
12、莎士比亚与光荣的政治
13、智慧与命运
14、科利奥兰纳斯与大度之人
15、喜剧战胜悲剧
笛卡儿（公元1596-1650）
16、《方法谈》的笔法
弥尔顿（公元1608-1674）
17、《失乐园》中的政治
18、弥尔顿的亚当与“宗教大法官”
19、《论出版自由》中的公民自由与哲思自由
帕斯卡尔（公元1623-1662）
帕斯卡尔笔下的恶的凯旋
帕斯卡尔论确定性和功利性
斯宾诺莎（公元1632-1677）
20、何谓“凭可靠慎虑来操持一个人的全部事务”
洛克（公元1632-1704）
21、洛克与文化相对论
22、《政府论上篇》导读
笛福（公元1660-1731）
23、星期五在《鲁滨孙飘流记》中的宗教作用
斯威夫特（公元1667-1745）
24、《格列佛游记》与矮化哲人
维科（公元1668-1744）
25、三读维科
孟德斯鸠（公元1689-1755）
26、《波斯人信札》中的自由与剧场
27、《思考罗马人兴衰的原因》的谋篇
28、《论法的精神》中的共和政治
休谟（公元1711-1776）
29、《自然宗教对话录》中的自由神学
30、何谓经典：休谟论审美趣味
卢梭（公元1712-1778）
31、卢梭的面具
32、公民哲人卢梭
33、《社会契约论》开篇指要
狄德罗（公元1713-1784）
34、《拉摩的侄儿》中的插叙与案语
小传及阅读文献指引
［下册］
亚当·斯密（公元1723-1790）
35、《国富论》中的闲暇和劳动分工
莱辛（公元1729-1781）
36、《智者纳坦》中的理性之家
37、为什么要读《恩斯特与法尔克》
38、谄媚者与历史哲人
柏克（公元1729-1797）
39、《致布里斯托长官》中的自由与革命
歌德（公元1749-1832）
40、浮士德与格劳孔
41、荷蒙库鲁斯与“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
诺瓦利斯（公元1772-1801）
42、黄昏永罩亚特兰蒂斯
奥斯丁（公元1775-1817）
43、《劝导》中的哲学修辞
克劳塞维茨（公元1780-1831）
44、克劳塞维茨与情报
托克维尔（公元1785-1859）
45、《民主在美国》中的公民宗教
46、非公民的创生
47、托克维尔和他的《回忆录》中的革命
密尔（公元1806-1873）
48、《论自由》的难题
狄更斯（公元1812-1870）
50、《圣诞颂歌》中的救赎
基尔克果（公元1813-1855）
51、《恐惧与颤栗》与假名写作
52、《或此或彼》中的唐璜
53、《哲学片段》中的苏格拉底与耶稣
毕希纳（公元1813-1837）
54、十八世纪神义论与《丹东之死》
屠格涅夫（公元1818-1883）
55、《猎人笔记》中的哲学、神话与技艺
56、观看的伦理
梅尔维尔（公元1819-1891）
57、自然王国的悲剧
58、文明、野蛮与种族
陀思妥耶夫斯基（公元1821-1881）
59、女人都爱虚无主义者
60、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隐喻
61、哲学人类学与“宗教大法官传说”
62、模棱两可的境况
63、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契诃夫的伊甸园
福楼拜（公元1821-1880）
64、《情感教育》中的爱情与革命
易卜生（公元1828-1906）
65、此时此地
托尔斯泰（公元1828-1910）
66、《战争与和平》中的历史、诗和哲学
67、《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生活情景与道德抉择
尼采（公元1844-1900）
67、谁是“创作音乐的苏格拉底”？
68、扎拉图斯特拉的上山下山
69、尼采与解放：一阙未来哲学序曲
70、尼采哀悼阿莉亚德妮
小传及阅读文献指引
《曼陀罗》中的隐喻
洛德 撰 曹聪 译
当代史学研究中一次势头强劲的运动认为，应该把所有传统政治哲学的伟大著作都理解为作者们所处时代政治观念与政治争端的反映。[1] 且不说这种研究路向有什么缺陷，它注重研究每个政治哲人面对的政治境况、他们参与的政治活动的深远意义，这点确实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政治哲人的政治活动可以为理解他们艰深的理论问题提供至关重要的线索。这种研究路向还能阐明这些理论著作的写作特征及写作意图。[2]
能支持这一研究主题的相关资料多得超乎想象，甚至年代更久远的作者们也有很多相关资料。不幸的是，这些资料通常不可靠，总是不完整，它们本身就需要阐释。这不足为奇。尤其在前现代不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政治活动需要承担很大风险。政治哲人在其公开写作中谨小慎微地提出政治问题，他们更乐于宣传政治忠诚或讨论政治方案，甚至私人书信中也是这些内容。尤其存在这种可能，政治哲人从事的活动极有可能被解释为颠覆现存权威。不过，关于这类事件的知识并非总是遭到压抑，一些政治哲人或许会出于自己的理由把它记录下来。[3]
在这点上，马基雅维里的个例尤其令人关注。在一流的政治思想家中，没有谁能够如同马基雅维里一般深入地参与到他所处时代的政治当中。马基雅维里长期效力于佛罗伦萨共和国，这让他有着参与同时代意大利——甚至欧洲——最高政治的经历。尽管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生涯于1512年随着共和国的垮台和美第奇家族重掌权力戛然而止，他仍旧急切地关注政治动向，与重要人物保持联系，筹划重返政治舞台。在马基雅维里现存未佚的著作中，有很多篇目都能为这次活动提供佐证，包括信件、便笺以及外交公函。很明显，这类资料并未得到更多的重视，人们大多着力于马基雅维里的主要著作《君主论》和《论李维》中的大量迷题。[4] 近年来，马基雅维里生平研究倾向于将马基雅维里的个人气质作为解释其理论著作的关键，与此同时，他的政治活动仍旧遭到忽视。[5]
然而，精心研究马基雅维里的通信与随笔或许会让我们获益颇丰，分析他的文学作品或许会促使我们最大限度地理解马基雅维里。接下来，我将试着详细分析马基雅维里的公认最伟大文学著作《曼陀罗》，以此证明我的上述观点。我认为，这出意大利剧院中的经典剧作包含着精心编织的隐喻，这种隐喻为马基雅维里在佛罗伦萨参与的政治活动，以及其政治理念的来源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文献资料。
近些年人们开始关注，马基雅维里的《曼陀罗》中存在一种隐喻，这种隐喻关涉到作者对佛罗伦萨政治的看法及其一般性的政治观点。事实上，为探询这种隐喻做出的努力根本差强人意，然而不可否认，没有充分的借口完全将这些努力完全弃之不顾。[6] 马基雅维里这出伟大的喜剧中存在太多的谜题与非喜剧性特征——在和马基雅维里的其他相同体裁作品对比时尤为明显——以至于让人无法满足于传统的解释方法。把《曼陀罗》称作悲剧——正如里道菲(Roberto Ridolfi)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做法——等于发现问题却不去解决。[7] 《曼陀罗》不是传统喜剧，然而——如同但丁之例充分显示了——文学作品不一定非得采用悲剧形式才能显示出严肃性。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视域固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喜剧，也同样不能称作悲剧，因为它认识到人类活动无法逾越的界限，认识到人类强烈的利益冲突无可避免。事实上，难道不正是马基雅维里本人告诫说，完全可以战胜那种由命运或运气替人类安排的局限——命运是个女人，热切莽撞的青年就可以摆弄她吗？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见地不是简单的喜剧，倘若通过喜剧能够明白年轻人欢庆胜利的象征意味以及渴望超越年龄、权威和责任的隐喻，那么可以说，他的政治见地和喜剧关系密切。[8]
在今天看来，使用和研究文学作品中的隐喻一点也不新奇。隐喻通常被想当然地视为基督教解经学的产物，故而本质上是一种中世纪现象。然而，传统的寓意写作在古代就已经高度发展，并且在现代持续繁荣，世俗和宗教文本都用过这种写作方式。非宗教地使用隐喻十分平常，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诗人，包括马基雅维里同时代的佛罗伦萨人，如兰蒂诺（Landino）和玻阿尔多（Boiardo）等都用过隐喻；但丁和薄伽丘清楚而详尽地讨论过隐喻。[9] 马基雅维里本人就作过一首隐喻诗《蠢驴》（Asino, 1517）——一首摹仿《神曲》的政治讽喻诗，佛罗伦萨当时的头面人物以动物的形象出现。至于喜剧本身，应当更加关注关于这一点的些许传记材料。马基雅维里的亲戚和执行者朱里昂诺·利奇（Giuliano de’Ricci）指出，有一部名为《面具》（Le Maschere）的喜剧手稿，它建立在《云》和阿里斯多芬其他喜剧的基础之上，马基雅维里写作这出喜剧时效力于佛罗伦萨公国，这部喜剧乃是应当时同僚所求而作。利奇拒绝复制这篇手稿，部分原因在于它残缺不全，难以解读，但是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作者在这部喜剧中“以隐讳的名号攻击和毁谤许多活跃于1504年的市民”。[10] 这一证词似乎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马基雅维里有能力用隐喻写作一部关于当时佛罗伦萨真实政治人物的喜剧。至少可以说，有个显著的巧合是，创作《面具》的那一年——根据马基雅维里精确的年代提示——正是《曼陀罗》中虚构剧情发生的那一年。[11]
“隐喻”一词很容易遭到滥用。有必要区分《曼陀罗》中两个层面或各种隐喻性论辩。我认为，《曼陀罗》确实（既体现在其特定结构，又体现在人物性格的处理方面）影射了佛罗伦萨政治、马基雅维里自己的政治构想和1504年的一些活动。另一方面，我认为《曼陀罗》同样包含可以暂时称作马基雅维里包括“新君主”在内的政治教诲的概述。这两方面理由，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支持，可以说与中世纪文本“隐喻”与“道德”意义的普遍区分契合。对于“隐喻”意义而言，其目的可以理解为基本喜剧。《曼陀罗》是一出非常滑稽的喜剧，当马基雅维里的观众轻松地觉察到佛罗伦萨政治的蛛丝马迹时，这出喜剧无疑会更加有趣。尽管现在无法精确分辨出马基雅维里的诸多影射（它们更能契合当时的事件），这出喜剧中的关键性隐喻的要点仍旧组成了一种喜剧虚构，这足以和这出喜剧中任何充斥表面的诙谐妙喻匹敌。与此同时，隐喻并非不带有与生俱来的某种严肃性。正如我将试着论证的那样，隐喻作为一个整体近似于供认了马基雅维里自己的犯罪意识——如果不算犯罪行为的话。
要品味《曼陀罗》的独特品质，简要回顾一下马基雅维里的另一出喜剧《克蕾希娅》（Clizia）不无裨益。正如《克蕾希娅》在很大程度上摹仿了古罗马普劳图斯的喜剧，因此，这出戏剧的体裁在某种意义上是衍生性或模仿性的。马基雅维里强调，《克蕾希娅》的底本是当时佛罗伦萨的一个“事件”（caso），与罗马人普劳图斯依据的雅典事件本质不同；正如马基雅维里在开场诗中提到的，这反映出世界上同样的“事情”总是重演，尽管“人”或人的社会在不同时代各不相同。[12] 倘若像马基雅维里在某处所说的那样，“喜剧的结局给私人生活举起了一面镜子”，[13] 《克蕾希娅》似乎正是关注私人生活“事件”的典型喜剧，有别于关注社会或政治事务的喜剧。与马基雅维里接受的喜剧标准相近的，看似并非阿里斯多芬，而是非政治的米南德（Menander）及其罗马模仿者。喜剧通常低于政治或远离政治；尤其是，喜剧对古代和现代之间的政治差异保持中立——在马基雅维里看来，这种差异最终来自宗教差异。（未 完）
(本文节选自《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现代编》）
注释
[1] 这次运动的核心人物是Quentin Skinner，参氏著，《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两卷，Cambridge 1978。[译按]中译本见商务印书馆2002。[中译编者按]本文注释中的意大利文文献，承肖恩惠博士帮忙迻译，一长段古英语引文，承刘锋教授帮忙迻译，谨致谢忱。
[2] 关于这个复杂又难以捉摸的主题，一点相关的研究都没有。洛克的例子很好地说明，更全面了解一个主要思想家的政治活动可以对其政治观点做出意义重大的重估。参见Richard Aschcraft，《革命政治与洛克“政府论”两篇》（Revolutionary Politics and Locke’s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rinceton 1986），对参Paul A. Rahe，“洛克的政治派性”（“John Locke’s Political Partisanship”），载Th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er 20, 1991: 1-40。
[3] “隐微写作”现象（早期政治哲学作者们具有隐藏自己真实观点的特征）的政治写作这一主题得到施特劳斯极有力的阐释；参氏著，《迫害与写作艺术》（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Glencoe, III.: Free Press 1952）；亦参Paul A. Cantor，《施特劳斯的思想》（Leo Strauss’ Thought: Toward a Critical Engagement）中的“施特劳斯与当代解释学”（[译按]中译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的张力》，上海三联书店2003），Alan Udoff主编（Boulder，Colo.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1991），页267-314。施特劳斯隐微写作的典范始于一个与斯金纳方法相反的前提：哲学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传统的张力，或者说，哲学天生就会颠覆知识与政治权威。不过，施特劳斯并未专门讨论哲学家参与颠覆性的政治活动。思考施特劳斯《论僭政》（On Tyranny）中科耶夫对“僭政与智慧”的论述（New York 1963），页143-148。
[4] 参Anthony Parel的论述“Machiavelli Minore”，见《政治的算计：谈谈马基雅维里的哲学》（The Political Calculus：Essays on Machiavelli’s Philosophy，Anthony Parel主编, Toronto 1972），页179-186。马基雅维里的选文出自《马基雅维里全集》八卷本（米兰 1960-1965）；最重要的英语选集是《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及其他》(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 Allan Gilbert译，三卷，Durham 1965）。对马基雅维里公函的研究参Eugenio Thtsseider，《马基雅维里外交》（Niccolò Machiavelli diplomatico, Milan 1948）。
[5] 参Sebastian de Grazia，《地狱中的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 in Hell, Princeton 1989）；Hanna Fenichel Pitkin，《命运是个女人：马基雅维里思想中的性别与政治》（Fortuna is a Woman: Gender and Politics in the Thought of Niccolò Machiavelli, Berkeley 1984）。最权威的传记是Roberto Ridolfi,《马基雅维里生平》（The Life of Niccolò Machiavelli, Cecil Grayson译，Chicago 1963）。
[6] 最初持隐喻性解释观点的是Theodore A. Sumberg文，“曼陀罗：一种解释”（“La Mandragola: An Interpretation”），载Journal of Politics 23(1961): 320-340。亦参Alessandro Parronchi，《〈曼陀罗〉的首次面世、体制模式、隐喻》（La prima rappresentazione della ‘Mandragola’I1 modello del apparato.L’allegoria，书目 64，1962:页37-86，尤其页54-69）。亦参Franco Fido,“马基亚维里 1469-1969：尼洽大人辩辞的政治与戏剧”（“Machiavelli 1469-1969:Politica eteatro nel badalucco di Messer Nicia”），载Italica 46 (1969):359-375；Martin Fleischer,“马基雅维里喜剧中的信任与欺骗”（“Trust and Deceit in Machiavelli’s Comedies”），载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7 (1966):36-380；Luigi Vanossi，“马基亚维里戏剧的状况和发展”（Situazione e sviluppo del teatro machiavelliano），收于G. Folena编，《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语言和结构》（Lingua e strutture del teatro italiano del Rinascimento, Padua 1970），页3-57，尤其页30-40，43-44；Ezio Raimondo，《政治与喜剧》（Politica e comnedia, Bologna 1972），页173-264；Mera J. Flaumenhaft，“喜剧药方：马基雅维里的《曼陀罗》”（“The Comic Remedy: Machiavelli’s Mandragola”），载Interpretation 7 (1978)，页33-74（[译按]中译见刘小枫、陈少明编，《经典与解释10：马基雅维里的喜剧》，华夏版2006）；Mark Hulling，“马基雅维里的《曼陀罗》（“Machiavelli’s Mandragola”），载Review of Politics 40 (1978):32-57。Hulling尤其反对隐喻解释，参见他的近作《公民马基雅维里》（Citizen Machiavelli, Princeton 1983），页99-129；参考他在页219-257对“马基雅维里解读”状况的概述。
[7] Roberto Ridolfi，《马基雅维里的〈曼陀罗〉》（La Mandragola di Niccolò Machiavelli，Florence 1965），页8-11；参看Benedetto Croce，《大众诗歌与艺术诗歌》（Poesia popolare e poesia d’arte，Bari 1946），页244以下。
[8] 尤其参Sumberg前揭书，页335-336。施特劳斯，《思索马基雅维里》（Thoughts on Machiavelli，Glencoe 1958），页213-218、292。
[9] 参但丁，《飨宴》卷二第一节，“致Can Grande”；薄伽丘，《异教诸神谱系》（Genealogie deorum gentilium），XIV. 7，9-10, 12。亦参D. W. Robertson Jr.，《乔叟导读：中世纪视角》（A Preface to Chaucer: Studies in Medieval Perspectives, Princeton 1962），尤其页286-390；亦参Angus Fletcher，《隐喻：符号形式理论》（Allegory: The Theory of a Symbolic Mode, Ithaca 1964）；亦参Michael Murrin，《隐喻史诗》（The Allegorical Epic, Chicago 1980），尤其页27-85（论Landino和Boiardo）。
[10] “托假名让许多生活在1504年的人们遭受煎熬（sotto nomi finti va lacerando e maltrattando molti di quelli cittadini, che nel 1504 vivevano）”，见Pasquale Villari，《马基雅维里及其时代》（Niccolò Machiavelli e i suoi tempi, Milan 1895-97），I. 492。关于马基雅维里“喜欢隐瞒”，可参阅他于1514年2月25日写给Vettori的信，见Franco Gaeta编，《马基雅维里书信集》，前揭，页327-28。
[11] 马基雅维里笔下卡利马科说，他十岁时离开佛罗伦萨前往巴黎；十年后，当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时（1494年），他几乎变卖了自己在佛罗伦萨的所有财产，打算在巴黎生活下去；之后他在法国又住了十年（I:1）。
[12] 《克蕾希娅》的开场歌是这样开始的：“一样的世界，一样的人；一样的世界，一样的事（se nel mondo tornassino i medesimi omini come tornano i medesimi casi）；事情还没过去一百年，我们又开始重蹈覆辙。”关于《克蕾希娅》和普劳图斯《卡希娜》（Casina）之间的关系，参看Vanossi前揭书，页56-64以下。
[13] 《关于我们的语言的演说与对话》（Discorso o dialogo intorno alla nostra lingua），收于Francesco Flora 和 Carlo Cordiē编，《马基雅维全集》（Tutte le opere di Niccolo Machiavelli, Millan 1949-1950), II，816（以下简称“全集”[Opere])。
（编辑：朱明）
主编简介
刘小枫，1956年生，重庆人，1986年以《诗化哲学》蜚声学界，1988年发表《拯救与逍遥》，破格晋升副教授。1993年取得瑞士巴塞尔大学博士学位，受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发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沉重的肉身》，学界影响广泛而深远。2003年起担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杰出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古典诗学、古典政治哲学、比较古典学。
代表论文
（1）“成为《水浒传》的高明读者可能吗”，《江汉论坛》，2013，第六期
（2）“普罗米修斯神话与民主政制的难题”，《学术研究》，2016，第七期
（3）“兰克的《世界史》中为何没有中国”，《中国文化》，2016年 春季号
主要专著
（1）《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凯若斯：古希腊文教程》，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
（3）《拣尽寒枝》，华夏出版社（2009）
（4）《重启古典诗学》，华夏出版社（2010）
（5）《施特劳斯的路标》，华夏出版社（2011）
（6）《共和与经纶》，北京：三联书店（2012）
（7）《设计共和》，华夏出版社（2013）
（8）《古典学与古今之争》，华夏出版社（2015）
（9）《西学断章》，华东师大出版社（2016）
（10）《王有所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11）《海德格尔与中国》，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
（12）《以美为鉴》，华夏出版社（2017）
主要译著
《柏拉图四书》，北京：三联书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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